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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康熙三十一年（公元1692年）大年初二，湖南衡阳城内尚沉浸在新年的喜悦氛围中。在衡阳城外的湘西草堂，有位老人在一阵剧烈的病喘过后溘然长逝。他就是被近代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称为“膺五百年之运，发斯道之光”的一代圣哲王夫之。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农，号薑斋，晚年归隐于衡阳石船山下，学者多称其为船山先生。王夫之一生经历坎坷，他在困窘的环境下，以学术自励，著述等身，发前哲所未发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能够做到学而知行、行以积学。

王夫之出生在明末一个渐趋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。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一位副贡生。王夫之十余岁时，在家中便跟随其父接受了传统的经学教育。其叔父王廷聘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生员，善于诗文，多得建安风骨。王夫之从其叔父学诗，习读了十余万首古今诗作。王夫之聪颖好学，又十分勤勉。凡有关山河形势、兵马食货、典制掌故之事，皆有所涉猎。于经史之学，更是多能详慎搜讨，考驳异同，以广见闻。14岁的时候，王夫之就考上了生员，进入衡阳州学读书。具备了生员身份后，王夫之也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。

明末士人喜欢雅集，往往成立各种文社，以诗文唱酬，结交友朋。崇祯十一年，王夫之从衡州游学于长沙的岳麓书院。在那里，他与好友邝鹏升共同成立了“行社”。从“行社”的命名来看，在此相聚的士人都是以“重行”为志同道合者。实际上，王夫之自幼便接受了其父王朝聘“躬行实践”之学的影响。王朝聘曾问道于阳明江右学派邹泗山，其以“真知实践”为治学旨归，这对王夫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与好友们在“行社”中“聚首论文，相得甚欢”。

从长沙回到衡阳后，王夫之最初与好友熊渭公、李云田一同发起了文会，他们“不犯一时下圆熟语，复不生入古人字句，取精炼液，以静光达微言”，试图通过诗文的创作，为当世文风的创新，略尽绵薄之力。然而，所业未竟，好友便相继离世，文会也因此不得不停办。此后，他又与好友郭凤跹、管嗣裘等组建了“匡社”，希望以新的诗文风格，匡正世风，扶持社会。其在“匡社”中有诗云：“莫拟津难问，谁言枉可寻。良宵霜月好，空碧发笙音。”从中可以看出王夫之积极向上的心态，不论前途有何艰难，他都欲“以文经世”的情怀。

明末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王夫之恬静的读书生活被打破。清朝定鼎中原时，王夫之正隐居在南岳莲华峰下，得知故国沦丧后，十分悲痛，作有《悲愤诗》百韵，以表达其内心的痛苦。其中有云“颈血如泉欲迸出，红潮涌上光陆离”一句，足见王夫之的豪情壮志。

王夫之晚年归隐于衡阳，“孑身悲吟，寄食人家，始益刻厉，有述作之志”，其一生完成的主要著作有《永历实录》 《箨史》 《尚书引义》 《读四书大全说》 《四书笺解》 《春秋家说》 《春秋世论》 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 《庄子通》 《相宗络索》 《张子正蒙注》 《读通鉴论》 《宋论》等。在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，可以用“著经世之大略”综而括之。王夫之十分认同北宋思想家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晚年的王夫之专注于对张子之学的深入阐发，著有《张子正蒙注》一书，究观天人之故，推本阴阳法象之原。他对天道、人道、理欲、义利等宋明理学的阐扬，也正是其一生经历的思想浓缩。

（稿件来源：《旗帜》杂志2022年第二期）

( 编辑：王春春   送签：贾泽娟   签发：张桃英 )